这个命题隐在的第一层意思，是我们在日趋多元化、一体化的世界文化语境中，从文化策略学的角度，以何种心态面对那个近代以来一直凌驾于头上的“西方视角”(近来或曰“国际视野”)。一百年来，这样类似的困惑与论辩也从未停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与八十年代的两轮关于中国画前途命运的论争，裹挟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抉择等宏观问题的讨论，几乎已经从各种立场与角度，悲叹、假定、规划、预言过中国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重要代表的发展路径。事实上“中国画会怎么样”一类的问题，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画”的问题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指向未来与建构当下源于一个初衷，即辨明一个传统画种的发展文脉。一个时代的社会主旨、审美需要与核心价值观，必然性地深刻烙印在一门艺术的发展印迹中。很长时间以来，诸多有关“中国画”、“国画”等语词的溯源研究，已经清晰显示出这一画种被命定赋予的文化政治学涵义，肩负着参与塑造现代国家文化形象的使命。而这种对于区区一门艺术形式来说看似“难以承受之重”，实则绝非仅赖行政力量的托举塑造所能完成，它本质上仍是一个无任何捷径可循的、原原本本的文化问题，要靠文化本体的内在自觉而非社会外力的催发能够实现。

　　相对百年之前的当下，除了新与旧、中与西、古与今等一系列充满对抗的范畴之外，中国画还面临着中西绘画在全球文化新一轮博弈中碰撞融合所激荡出的诸多现实问题。尽管已有很多人提出我们不必过分纠结于“什么样的中国画更中国”这一类所谓“新型民族主义”问题，认为无需多虑文化资源的东西方出处、尽管拿来为我所用，或是只要自然而然地沿着传统向前摸索、加之个人天才的发挥，即可日臻中国画之正途。但显然，中国画所生存的当下时态与现实语境，及其包蕴的当代精神，都召唤着一整套新价值观的磨合、重建与衔接。对应到今日，具体说来，即是当代中国画所能承载与彰显的文化自信，是否能够将昔日中国画传统主线中清雅自得的魏晋风度、圆熟大气的汉唐气象和独抒性灵的文人情怀等精华部分，与当下国人的精神气质和我们周遭的都市生活恰切地、自然地糅合在一起，使中国画既承接千年传统的气脉，又能积淀运化为当代文化的重要表达方式，并为世界文化所理解、认同、欣赏和吸纳。如此看来，拥有源于本土文化内部生发而非他者赐予的文化自信力，靠自身艺术语言与价值观的文化魅力打动观者，便成为今日中国画之振兴所应具备的首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