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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文人画值得我们思考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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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范景中和白谦慎眼中,理解和评价宋元之后的中国文人画,需要借助“借古开今”这个词。当时的艺术家们拟古、摹古抑或复古,看似不断恢复古代的传统,实则在创新。这是一种通变的方式。也正因如此,明清文人画艺术的地位与成就,或许值得今天的人们重新思考和评估 。
鉴定与鉴赏在艺术史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明清艺术对于古典的复兴之所以行得通,与收藏活动的发展密不可分。白谦慎特别提到了这一点:所谓古典,以谁为范本?古今这个概念其实跟收藏有关。也就是说,收藏行为使得艺术家有了过去的范本。“如果没有收藏这个环节,你说我要恢复到王维,真正的王维是什么样的,你可能根本不知道。”有人由此抛出一个有意思的联想:清朝18世纪之后的艺术创新明显弱化,是不是与更多的艺术范本被宫廷内府收藏有关?而在民国年间,很多近现代艺术大家有机会见到一些此前深锁在宫廷里的重要收藏,反而启发了20世纪上半叶大规模的艺术创新。
白谦慎指出,鉴定与鉴赏在艺术史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当我们欣赏钢琴曲时,第一流的弹奏者和第二流的弹奏者乍听之下都差不多,差别不过就是那一两秒,但里面细致的转换恰恰是内行才能听出来的。而绘画鉴赏也是这个理。这与范景中的看法不谋而合。“想要分辨‘四王’,从一开始看着都像一个人画的,到觉得这些画不是一个人画的,并且能够分辨出它们分别出自谁之手,甚至把别人伪造他们的假画也分辨出来,这是对我们审美感官的考验,看我们的审美感官能不能辨识出这些细微之处。”范景中笑言,南北朝的时候就有书画造假了,中国古代美术史就是与假画、伪作不断打交道的历史,“这是中国绘画史区别于西方绘画史的独特之处。这样的历史迷人而富有魅力。”
明清文人画,以“精微化”无形中改变个人品位和感受
在范景中看来,明清文人画对于古典的复兴,时间上几乎与西方的文艺复兴同步,两者之间颇有一些能够对应的地方。如果说西方文艺复兴向着更大、更宏观的世界在不断地扩展,那么中国明清时期的古典复兴,则可能向更微观的世界,向我们个人心灵深处不断地深化。
范景中说,眼耳鼻舌身等感官的敏锐性,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精华,也是明清时期“文艺复兴”所要恢复的。“中国的诗歌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精通多国语言的辜鸿铭曾说,没有任何一种语言可以与中国古典的诗歌媲美。因为中国古典的诗歌把人的感受、人的敏感感官延伸了,精微化了。中国人对于感官的这种微妙性,就在我们今天讨论的明清文人画领域发生了。”
面对西方绘画,如果你觉得震惊之余,思索的余地少了,范景中认为一方面是文化的隔阂,一方面是感官的隔阂——西方艺术确实没有中国的文人画这么精微化。在他看来,董其昌的绘画当中,固然有种种可为人诟病之处,但乾隆帝对他的评价“秀”同样耐人咀嚼。人们欣赏董其昌的绘画,从他的墨色中体会到“秀”的韵味,这在欣赏西方绘画时是得不到的。再看“四王”,简单来说“四王”的创作全是接了董其昌的衣钵,受到董其昌的影响,可他们确实也各有各的面貌。“他们四位之中,王时敏的书法最好,湿笔用得更为老道。而他的孙子王原祁,干笔、渲染用得多一些,强调‘笔的力量’,强调‘金刚杵’,特别是他晚年的用色,将色墨融在一起画出非常抽象的东西。这完全是现代派,比康定斯基还抽象!”
“中国明清的古典复兴是另外一种复兴。它不是改变世界的一种复兴,而是改变个人品位、个人感受以至于让我们无形中变成一个更文化的人的一种复兴。”范景中这样表示。那些乍看千篇一律的中国画,深入细看以后,会不知不觉被它们内在的一些东西陶冶,觉得整个人被这种艺术重新塑造了,自己的感官也已精微化了。
最近国内的文博展览圈,明清文人画俨然成为热点——
前不久,故宫博物院举办重量级的“清初‘四王’绘画特展”,一级文物占半数以上;上海博物馆向海内外15家重要收藏机构商借藏品,正迎来大陆****规模的董其昌特展;眼下登陆苏州博物馆的“攀古奕世——清代苏州潘氏的收藏”特展中,“吴门四家”再聚首……
由此引发的关注是:当宋元已经成为中国古代绘画史上公认的高峰时,如何评价宋元之后的古代绘画?从明代“吴门四家”到董其昌,再到所谓清代画坛正统的“四王”,这数百年间的艺术潮汐该如何回望?
近日,一场名为“古典的复兴——明清文人画公开课”的大型巡回系列学术讲座拉开序幕,第一课特邀范景中、白谦慎两位艺术史研究大家做客上海图书馆开讲,就聚焦了这些话题。在他们眼中,理解和评价宋元之后的中国文人画,需要借助“借古开今”这个词。当时的艺术家们拟古、摹古抑或复古,看似不断恢复古代的传统,实则在创新。这是一种通变的方式。也正因如此,明清文人画艺术的地位与成就,或许值得今天的人们重新思考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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